1946年抗联将领单独赴约喝了军统女特务一杯茶后身亡

1946年4月10日,哈尔滨报纸刊登一则.

1946年4月10日,哈尔滨报纸刊登一则“桃色新闻”:滨江省书记李兆麟和有夫之妇有染,被报复杀害。

李兆麟,1910年11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铧子乡后屯村,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一贫如洗。

他作战勇敢,侠肝义胆,很快就赢得各路抗日武装的信任,被推举为总指挥,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有三千多号人马,开始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1933年后,李兆麟还协助赵尚志创建了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抗联第三、第六军。

李兆麟率领的抗联第三路军在黑龙江境内与日伪军作战将近四百余次,日军对其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将他和赵尚志列为头号通缉犯,称他为“满洲毒瘤”。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李兆麟率领抗联武装占领60多个战略要点,充当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先锋,担任滨江省副省长。

敌我势同水火,必有一战,其实谈判不过是蒋军的缓兵之计,因为蒋军还没有开到东北,才装装样子。

考虑到李兆麟在哈尔滨的影响力实在太大,又有苏军在背后撑腰,成为蒋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张渤生很快建立了“滨江本组”,其工重点就是12个字:收集重要情报,暗杀我党要人。 黑名单上,李兆麟的名字赫然在列,还是首位。

然而李兆麟能在日军的围剿下度过十多年,绝非等闲之辈;以张渤生为首的特务,多次下黑手,都无功而返。

1945年10月,军统特务阎钟章探悉李兆麟将外出参加宴会,试图以投毒方式下手,没有得逞。

12月8日,张渤生再次得知李兆麟外出活动的情报,于是和阎钟章一块带人埋伏,结果闹出乌龙,错将体态相貌与李兆麟相似的我党员、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给杀害。

连续三次暗杀失败,张渤生并没有罢休,他总结了教训之后,又先后制定了三套暗杀方案,争取除掉李兆麟这个心腹大患。

然而在李钧意外被杀害后,哈尔滨市委提高了警惕,为李兆麟配备了专车,不让他出门步行。 如此一来,第一套暗杀方案注定无法实施。

可是李兆麟出行没有什么规律,行车路线也经常改变,加上当时大街上汽车很少,特务们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最终使得第二套暗杀计划破产。

两套暗杀计划失败后,张渤生并不死心,决定让特务葛新民闯进李兆麟所在的中苏友协进行暗杀。

葛新的父亲是抗联叛徒,在1938年被李兆麟率领的锄奸队处决,葛新民要报杀父之仇,自然态度坚决。

之后,张渤生又让特务何士英重金收买一个外号“云中燕”的土匪,闯入中苏友协,来到李兆麟卧室窗前。

可是还没有动手,就被苏军两个哨兵发觉,两支波波沙冲锋枪一起扫射,70发子弹呼啸着而去,“燕子”瞬间变成死燕。

正在演讲的时候,军统特务将电闸关掉,潜伏在台两侧的特务立即到台上,但是台上已经空无一人。

多行不义必自毙,连续十多次的暗杀行动,让张渤生的特务身份暴露,苏军于1945年12月在哈尔滨将其秘密逮捕,押往苏联。

余秀豪,广东人,是戴笠手中的王牌,国民政府军统少将,抗战期间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五训练班教务长。

抗战胜利后,被戴笠当作撒手锏派往哈尔滨,以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主持哈尔滨和整个北满的军统特务活动。

余秀豪时年43岁,比张渤生小了14岁,经历的风浪也更多,心思缜密,老练狡猾,手段也更毒辣。

接到任务后,他对张渤生主持暗杀失败的行动进行了总结,得出教训,设了一条防不胜防的毒计。

这种毒药毒性很大,很小的量就能致死;但它有点微弱的苦味,放在茶水里就不易察觉。

问题来了,李兆麟就那么听话,一定会出来吗?一定会到指定地方去?经历过多次暗杀的他不带警卫员吗?

1938年,李兆麟正在开会,日伪军突然将他们包围,由于对方人多,经过一场激战,抗联开会人员大多牺牲,李兆麟也身负重伤。

临终时,孙彪告诉李兆麟一个秘密:“首长,我有个俄罗斯妻子……我们还有个女儿,叫柳芭,今年13岁了……她们娘俩现在就在东北,如果找到,你一定替我照顾她……”

无巧不成书,抗战胜利后,李兆麟发现,孙彪的女儿就在蒋府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的身边当秘书。

李兆麟作为谈判代表,当然要跟杨绰庵打交道,每次见面孙格龄都在场,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李兆麟只是发现这个叫孙格龄的女秘书思想进步,对蒋军深恶痛绝,经常流露对蒋氏的不满,就有意接近她。

孙格龄说:“除了蒋氏倒行逆施,我看不惯;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的父亲也是抗联战士,死于日本人的枪下,而蒋氏一直是假抗日。”

孙格龄会俄语,除了给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当秘书,还是她的俄语翻译,跟苏联人打交道的时候,她一直出面。

1946年3月8日上午,李兆麟出席了在道里光明电影院召开的纪念三八妇女节和松哈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

“李叔叔,我有重要事情,需要跟你单独面谈,约个时间吧?”孙格龄压低声音说。

3月9日早上,李兆麟对夫人金伯文说,今天跟蒋军市长有个约会,请把衣服熨一下。

下午4时,李兆麟乘车赴约,在距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他让警卫员跟司机在车上,自己直奔水道街九号。

听到敲门声,孙格龄急忙出来迎接,她一边亲热地喊着“李叔叔”,一边把李兆麟穿着的藏有手枪的大衣脱掉,装作很随意地放在衣柜里,还锁上了柜子。

孙格龄随即拉着李兆麟到了里间,端上了一杯不温不火的茶水:“李叔叔,先尝尝同事从杭州老家带来的上等好茶,我去把文件给你拿来。”

喝下敌人下的茶水,李兆麟当即倒地,开始抽搐,口中还喊:“格龄,快来!”

敌人为什么不用枪?因为一来东北当时还是苏联人和抗联的天下(苏军是到当年五月才全部撤出东北的),军统不想明火执仗干,怕引火烧身。

而且在谋杀之前,为了转移视线,混淆视听,他们打算把此事件包装成“桃色新闻”。

在李兆麟被害后,蒋军特务大造舆论,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发出了李兆麟“与孙格龄约会,死于私人报复”的报道。

与此同时,军统收买的社会闲杂人员,在市内到处张贴事先油印好的传单,进行造谣。

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作为一个大人物,李兆麟去什么地方都是事先向组织上说明的。

事实上,李兆麟那次行动得到了哈尔滨市委的批准,进行了报备,出发前,他的日历上还写着“下午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

当然,他去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情报,而提供情报的孙格龄,是秘密为我党工作,身份是不能暴露的,会见的时候就不能有第三者在场。

组织上根本就没有被谣言迷惑,在3月24日为李兆麟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案件水落石出,哈尔滨市公安局,立即发布对谋害李兆麟案犯的通缉令。

虽然随着案件的侦破,真相早就大白于天下,但其造成恶劣影响,以致许多年之后还有个别人相信。

孙格龄祖籍山东掖县人,父亲早年闯关东后来到东北,跟俄国人打交道做边贸生意,发达之后娶了一个沙俄军官的女儿,生下了混血儿孙格龄。

孙格龄作为中俄混血儿,自然有着俄国人的长相,皮肤是白的,眼睛是蓝色的,但是头发是黑的。

余秀豪通过抗联叛徒的儿子,得知了李兆麟有个警卫连长叫孙彪,妻子是俄罗斯人,有个女儿……

作为杀害民族英雄的凶手,余秀豪和孙格龄注定遗臭万年,李兆麟将军长眠在松花江畔的“兆麟公园”,永远受到后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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